6月份，CPI和PPI双双低于市场预期。

7月1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上月上涨0.2%转为持平，环比下降0.2%，降幅与上月相同，略低于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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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猪肉价格探底，仍是拖累CPI的主要因素。“向前看，官方收储有利于缓解猪价下探压力，但目前生猪供给依然充足，短期内猪价仍将低位运行，秋季后价格有望温和上升。6月牛肉、羊肉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也侧面反映了家畜养殖整体供大于求的局面。”浙商证券首席分析师李超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

从上半年整体来看，1—6月CPI平均上涨0.7%，1—6月PPI平均下降3.1%，物价整体处在较低的水平。

“当前，CPI涨幅总体低位运行，核心CPI涨幅也处于较低水平，是受到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世界经济低迷、国内需求仍显不足，以及上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多重因素影响，总的来看是阶段性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

而从PPI来看，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5.4%，降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8%，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

“在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水平下滑的状况下，需求端扩大内需政策全面放量应适当调整。”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CMF论坛上建议。

一平一降

受高温、降雨天气影响，鲜菜价格有所上涨，不过，这并没有拉回CPI下行的趋势。

从环比看，CPI下降0.2%，降幅与上月相同。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5%，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食品中，受高温、降雨天气影响，鲜菜价格由上月下降3.4%转为上涨2.3%；猪肉价格继续探底，环比下降1.3%，降幅较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较低的猪价也带动牛羊肉等其他畜肉类价格环比跌幅有所扩大。

从同比看，CPI由上月上涨0.2%转为持平。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3%，涨幅比上月扩大1.3个百分点。食品中，鲜菜、薯类、鲜果和禽肉类价格上涨较多，涨幅在4.3%—10.8%之间；在去年高基数影响下，猪肉价格同比下降7.2%，降幅明显扩大4.0个百分点，影响CPI下降约0.09个百分点，是CPI同比涨幅回落的主要拖累因素之一。

“6月，消费市场运行基本平稳，CPI环比略有下降，同比持平。从同比看，食品价格上涨2.3%，非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0.6%。据测算，在6月的CPI同比变动中，上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5个百分点，与上月相同；今年价格变动的新影响约为-0.5个百分点，上月为-0.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在解读数据时表示。

PPI方面，6月受石油、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回落及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PPI环比、同比均下降。

据了解，6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涨跌互现，国际油价保持横向波动，天然气价格在高温天气推动下小幅反弹，主要金属价格先涨后跌。

在李超看来，从6月下旬以来，煤炭、钢材等大宗商品价格底部企稳，结合季节因素和翘尾因素，6月PPI同比或为全年低点。气温偏高导致居民用电需求大，对煤价有一定支撑；高炉开工率小幅回升，低库存水平下6月下旬钢材价格小幅回升。

宏观政策仍应调整发力

“物价维持低位，工业企业盈利承压，下半年从稳增长保就业的角度，我国央行可能再次采取降准、降息等政策操作。”李超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泽建议，应全面降低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一方面进一步对冲下半年要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提供低成本的长期资金；同时，建议未来进一步建立好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的锚定效应。

“在出口和土地金融两个经济增长锚逐渐失灵后，目前的货币供给与增长之间的联系正在逐渐减弱，未来会进入到以科创和内需消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逐渐建立更有效的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为锚定的货币供给机制，进一步通过消费扩大相应的货币供给模式。可以以数字货币的形式尝试发放消费券，进一步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于泽表示。

他表示，未来的货币政策在方向上，一方面总量上要进一步地去加大政策的支撑力度；另一方面，在加大支撑力度的同时要着重针对资产负债表的问题来加大政策力度；此外，在政策方向上也要助力解决总需求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我国的结构型政策很精准，比如对于普惠、支农支小和很多领域的纾困会起到精准作用，但要坚持原有结构型货币政策聚焦的特定问题，而不是简单盲目地把它扩大。

刘元春表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进行再调整再定位。一方面，由于目前地方政府整个财力基础全面削弱，从而导致地方财政支出特别是广义政府支出负增长，其中，1—5月份，广义支出同比仅增长0.7%左右，有效需求难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力加效来达到扩内需；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体更体现在产业政策上，而不是体现在要疏通整个货币利率传导机制，因此，没有在总量上进行全面宽松，更没有在价格机制上尤其是名义政策利率上进行调整。

他表示，必须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回归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定位，要通过中央政府进一步扩大债务规模，来加强地方政府相应扩张的能力，使积极财政恢复到原有的本位，而不是进一步扩张，货币政策也应该进行相应的配合。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